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庙号、谥号、帝号、年号简介及区别

      什么是庙号、谥号、帝号、年号。 

庙号、谥号、尊号及年号,在我国古籍中现身频频。前三者既有联系,又有区别;而年号则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。现就所知,将四者来龙去脉略加辨析考述,以飨读者。 


1,庙号 

一般认为,庙号起源于商朝,如太甲为太宗、太戊为中宗、武丁为高宗(成汤有可能是太祖)。庙号最初非常严格,按照“祖有功而宗有德”的标凖,开国君主一般是祖、継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。周朝确立谥号制度,对君主和大臣的一生作为给予盖棺定论的评价。庙号制度被废止。秦朝连谥号制度也废止了。 

汉朝以后承袭了庙号这一制度。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,不少皇帝因此都没有庙号。刘邦是开国君主,庙号为太祖(但自司马迁时就称其为高祖,后世多习用之),谥号为高皇帝(谥法无“高”,以为功最高而为汉之太祖,故特起名焉)。汉朝强调以孝治天下,所以继嗣皇帝谥号都有“孝”字。两汉皇帝人人都有谥号,但有庙号者极少。西汉刘邦为太祖高皇帝(孝惠帝刘盈上庙号)、刘恒为太宗孝文皇帝(孝景帝刘启上庙号)、刘彻为世宗孝武皇帝(孝宣帝刘询上庙号)、刘询为中宗孝宣皇帝(汉平帝时王莽上庙号))。另外西汉还有几个皇帝有庙号:刘奭为高宗孝元皇帝(王莽上庙号)、刘骜为统宗孝成皇帝(王莽上庙号)、刘衎为元宗孝平皇帝(王莽上庙号),在东汉光武帝时被取消;东汉刘秀为世祖光武皇帝(孝明帝刘庄上庙号)、刘庄为显宗孝明皇帝(孝章帝刘炟上庙号)、刘炟为肃宗孝章皇帝(孝和帝刘肇上庙号)。另外东汉还有几个皇帝有庙号:刘肇为穆宗孝和皇帝、刘祐为恭宗孝安皇帝、刘保为敬宗孝顺皇帝、刘志为威宗孝桓皇帝,不过这一些庙号在孝献帝时被取消。 

到了唐朝,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,一般都有庙号。 

庙号常用“祖”字或“宗”字。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“太祖”或“高祖”,如汉高祖、唐高祖、宋太祖;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“宗”,如唐太宗、宋太宗等。但是也有例外。“祖”之泛滥,始于曹魏。到十六国时期,后赵、前燕、后秦、西秦等等小国,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。 

在称呼时,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,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。习惯上,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,如汉武帝、隋炀帝,而不称庙号。唐朝以后,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,则改称庙号,如唐太宗、宋太祖等。 

一般来说,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,但是也有褒贬之意。太祖、高祖开国立业,世祖、太宗发扬光大,世宗、高宗等都守成令主的美号,仁宗、宣宗、圣宗、孝宗、成宗、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,中宗、宪宗都是中兴之主。另外,哲宗、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。神宗、英宗功业不足,德宗、宁宗过于懦弱,玄宗、真宗、理宗、道宗等好玄虚,文宗、武宗名褒实贬,穆宗、敬宗功过相当,光宗、熹宗昏庸腐朽,哀宗、思宗只能亡国。 


2,谥号 

谥号,为东亚古代君主、诸侯(包括中国、朝鲜、越南、日本)、大臣、后妃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,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,评定褒贬,而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、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。根据对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表明,迟至周穆王前后,给地位较高或较有身份的死者加以谥号的做法已比较多。古代除对帝王可以称呼其“谥号”外,称呼大臣、学者名流的“谥号”也是一种尊重的称呼;有些人的谥号由于经常被后人称呼,几乎成为他们的别名,如曾文正(曾国藩)、岳武穆(岳飞)、陶靖节(陶渊明)等。 

后期,赐谥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,要取决于“圣裁”。据统计,西汉到清朝末期,历代宗室、百官得谥者共10473人,而明清代两代就有5935人,占总数的57%左右。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,臣下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。 

谥法初起时,只有“美谥”、“平谥”,没有“恶谥”。善、恶“谥号”则源自西周共和行政以后,另外还有“私谥”。谥号的选定根据谥法,谥法规定了一些具有固定涵义的字,供确定谥号时选择。这些字大致分为下列几类: 

上谥,即表扬类的谥号,如:“文”,表示具有“经纬天地”的才能或“道德博厚”、“勤学好问”的品德;“康”表示“安乐抚民”;“平”表示“布纲治纪”。 

下谥,即批评类的谥号,如:“炀”表示“好内远礼”,“厉”表示“暴慢无亲”、“杀戮无辜”,“荒”表示“好乐怠政”、“外内从乱”、“幽”表示“壅遏不通”、“灵”表示“乱而不损”等。 

“下谥”之“恶谥”: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君,“国人”发动暴动,他逃到彘(今山西霍州市东北)并死在那里,“厉”便是对他予以斥责的“恶谥”。 

中谥,多为同情类的谥号,如:“愍”表示“在国遭忧”,“在国逢难”;“怀”表示“慈仁短折”。 

私谥,这是有名望的学者、士大夫死后由其亲戚、门生、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;“私谥”始于周末,到汉代才盛行起来。 

先秦时的谥号以用一个字为常,也有用两三个字的。用一个字的如:秦穆公、晋文公;用两三个字的如魏安厘王、赵孝成王、 卫睿圣武公等。 

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议定以“皇帝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,同时因“谥号”的定夺将形成“子议父、臣议君”的局面,故而废除谥法。嬴政自称为始皇帝,后世则以数计,如二世、三世等等。 

汉代时期恢复谥法,而且这一时期谥法制度也日趋严密,朝廷中正式设立“大鸿胪”一职,管理王公列侯的谥法。汉代以后,谥号大多为两个汉字:汉文帝刘恒“谥号”全名为孝文帝,萧何谥为文终侯。 

唐宋时期为谥法发展时期。谥法一方面成为封建帝王尊大谥以满足其虚荣心的工具,同时也成为驾驭群臣的褒贬手段。从女皇帝武则天开始,打破了皇帝一、二、三字谥号的旧例,她作为皇太后临朝称制时追谥丈夫唐高宗李治为“天皇大帝”,达四字。武则天称帝后,又开皇帝追尊四代祖宗的先例,更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上尊号谥美的先例,有的帝王活着的时候可以被奉上好几次尊号。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(公元739年)受尊号为“开元圣文神武皇帝”。尊号的累加也影响了谥号的累加,自唐高宗以后,大多数皇帝的谥号都在四个字以上。 

皇后之“尊号”即“徽号”。如清代同治皇帝尊自己的生母那拉氏为“圣母皇太后”,上徽号为“慈禧”。徽号也可每逢庆典累加,那拉氏的徽号最后积有“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”多达16个字,而她的谥号为“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”23字谥(见慈禧条)。宋代皇帝谥号比唐时更加谥美,而且也开后代予大臣谥二字的定例。值得一提的是,宋太祖赵匡胤实行重文抑武,因此宋代大臣谥号多以“文”字为荣,终宋之世,谥号为“文”者达一百四十多人,为“武”者仅二十人。 

明清时期,谥法内容基本固定下来。首先是各层级人员的谥号字数固定下来。 

明代皇帝谥字为17字,亲王1字,大臣2字,例如 

明成祖的谥号为:后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 

清代皇帝谥字为21字(光绪帝)或23字或25字(努尔哈赤),硕亲王1字,大臣2字,例如 

康熙帝的谥号为: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 

咸丰帝的谥号为: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 

乾隆帝的谥号为: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 

恭亲王奕訢的谥号为:忠 

清代大臣的谥号规定:一品大臣过世,按例请皇帝决定是否授谥。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,例不授谥。得谥号者只有曾入翰林,或获授大学士者才用“文”字。而“文”字的谥号中,又以“文正”最为难得;只能出自特旨,不能由群臣擅议;清朝二百多年只得八人获谥“文正”(如曾国藩)。文正以下的谥号则有:文忠(如李鸿章),清朝只有约十人得此谥号;再之下者有“文襄”(只限武功成者,如左宗棠)、文恭、文成等等。 




   三 

   所谓尊号,乃为尊崇帝后为之所上之称号。始于秦代。据《史记·秦始皇纪》有“臣(王绾、李斯)等谨与博士议曰:‘古有天皇、地皇,有泰皇,泰皇最贵’。臣等昧死上尊号,王为泰皇”之语。《汉书·高帝纪下》有云:大王功德之著,于后世不宣,昧死再上皇帝尊号。”又,嗣位皇帝尊前皇帝为太上皇,尊前皇后为皇太后、太皇太后,亦称上尊号。 

   时至唐代,为皇帝上尊号之风大盛,有生前奉上者,亦有死后追加者。而生前加尊号又有两种情况:一是加于在位之时。如武后称“圣母神皇,高宗称天皇,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等便是;到玄宗时,已成为制度。宋范祖禹《唐鉴》有云:“尊号之兴,盖本于开元之际。主骄臣谀,遂以为故事。”明王三聘《古今事物考》有云:“元宗开元以后,宰相率百官上尊号,以为常制。”生前尊号,玄宗一代先后曾加六次。先天二年(713年)加尊号“开元圣文神武皇帝”;天宝元年(742年)加为“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”;再加为“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”。天宝七年(748年)加为“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”;天宝八年(749)再加为“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”;天宝十二年(753年)复加为“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”。由最初四字加至十四字。此外,皇帝逊位之后,为太上皇,由继位皇帝为之加尊号,此再举玄宗之例:乾元元年(758年),肃宗上玄宗“太上至道圣皇天帝”之号便是。唐代皇帝多次加尊号,陆贽于《奉天论尊号加字状》评论曰:“臣子之心,务崇美号,虽或增盈百,犹恐称述未周。”宋孙甫《开元神武皇帝尊号》亦云:“古天子之称,曰皇、曰帝王,盖称其德也。秦不顾德之所称,但自务尊极,故称皇帝,然亦未有尊号也。……(唐)高祖、太宗,各有功德,俱无尊号。高宗徇武后之意,始称天皇,中宗从韦庶人之欲,乃号应天……是妄自尊大。……明皇以贤继位,祖宗善恶之事,闻见固熟,何故忘高祖、太宗之实德,袭高宗、中宗之虚名。盖臣下谄谀,不守经义,逢君之过而然也。” 

   死后加号者,如玄宗死后,肃宗于上元二年上尊号为“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。”此乃玄宗又被称为明皇之缘故。唐代皇帝死后,尊号多有数次追加。如高祖李渊于贞观九年(635年),先由群臣上尊号为“大武皇帝”;高宗上元元年(674年)又改上尊号为“神尧皇帝”;玄宗天宝十三年(754年)三上尊号为“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”。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(649年)崩,百官上尊号为“文皇帝”;高宗上元元年(674年),又上尊号为“文武圣皇帝”,玄宗天宝十三年(754年),三上尊号为“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”。 

   唐代以降,帝后尊号字数有增无减。宣宗时,其尊号已是十八字,即“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”皇帝;宋神宗尊号为二十字,即“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”皇帝;明太祖被尊为“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”皇帝,达二十一字。清乾隆皇帝被尊为“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”皇帝,竟多达二十三字。实际上不难看出,后边一长串亦可以视为谥号。皇后、太后亦可得尊号。如清末慈禧太后,生前得尊号为“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”圣母皇太后,死后又谥“孝钦显皇后”。因此,谥号与尊号虽各有涵义,但又多纠缠一处,难以区别。依笔者之见,尊号乃帝后禁脔,他人不得染指;而谥号不为帝后所独享,其余人等亦可得之;而就帝后而言,于在世时所加者属于尊号,而崩后所加者,则可以谥号视之也。 

   唐宋以后,历经元、明而至清代,帝后尊号愈加愈长。这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及皇权日益膨胀联袂而行,息息相关。明、清时代,集权专制登峰造极,皇帝尊号亦叠加成长长一串,大有将世间美好字眼尽收囊中之态势。今人每每观之,常忍俊不禁。 




   四 

   所谓年号,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,往往也是时运变化的标志。按惯例,新君即位大多会颁行新年号,称为改元。年号蕴涵着帝王君临天下、宣示正统的特殊意义,君臣朝野为之瞩目,司其事者索遍枯肠,绞尽脑汁。 

   汉武帝以前,无年号之名目。史书以帝王的年次纪年,记时则与帝号合称。如周宣王元年、二年、三年,一直延至帝位更迭为止。嗣王即位或改朝换代新帝登极,则改用嗣王或新帝年次纪年,称元年、二年、三年等。这种“帝号纪年”或“王位纪年”之法一直沿用至汉代,帝王在位期间从无“改元”现象。至汉代文帝、景帝时,情况有所变化。文帝在位二十三年,前十六年沿用年序纪年之法,称元年、二年,直至十六年;而后七年即第十七年起,改称后元年、后二年……后七年。景帝在位十六年,前七年称元年、二年……七年;后六年称中元年、中二年……中六年;最后三年,称后元年、后二年、后三年。可视为改元之滥觞。 

   关于最早出现的年号,大致有二说。一是据《汉书·武帝纪》,十九年十月,武帝率众狩猎,获稀有独脚兽白麟一只,众臣一致认为这是吉祥之物,值得纪念,便向武帝建议用来纪年,于是便立年号为“元狩”,称此年(西元前122年)为元狩元年。“狩”乃打猎之意。以后则有元狩二年、三年……。清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,认为汉武帝此举乃立年号之始。此后,武帝将即位元年至元狩之间的十八年追补了建元、元光、元朔等三个年号,每隔六年更换一个。而到元狩六年时,在山西获三足宝鼎一尊,众臣认为是吉祥宝物,建议用来纪年,于是武帝便改年号为“元鼎”。“建元”就是“建为元年”之意,表示年号纪元开始使用。于是就有了第二说,即颜师古认为的“自古帝王,未有年号,始起于此。”后代的史学家大都将建元元年作为年号纪年之始。 其后,每遇军国大事、重大祥瑞、灾异,帝王常常改变年号。而新皇登基,更需确定新年号,以示君威。一般改元从下诏的第二年算起,其间亦有从当年某月即算起之情况。 

   回溯历史不难发现,明代以前,一位皇帝在位时,往往多次改元。例如,汉武帝在位44年,用过11个年号。也有皇帝在即位时使用前一代皇帝的年号,例如五代时期后梁的“天佑”、后晋的“天福”、后周的“显德”等。至明代,除明英宗(年号正统)因被蒙古瓦剌部俘获,后被送回并复辟,并改元天顺而一帝二号之外,都是一帝一号,因此也常用年号来称呼皇帝,例如永乐帝、康熙帝等。 

   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,称为“奉正朔”。一个政权使用另一政权的年号,被认为是藩属、臣服的重要的标志之一。在中国四分五裂的时期,这种现象便经常出现。例如,五代十国时期,闽国、楚国使用后梁、后唐年号;吴越国则使用唐、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和北宋的年号。同时,诸多地方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,以及农民起义军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。史家因立场不同,著述所用年号多有歧异。如三国时,陈寿撰《三国志》,以三国年号并列,分别以各自年号纪年纪事;而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,则认为蜀为大汉延续,故奉蜀汉为正统,用其年号纪年。年号不仅为纪年之名号,却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内涵和意义。无论是研究历史、还是整理古籍,都不得不予以关注。 

   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,往往各有年号。还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,几个年号重叠使用。也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,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。例如后晋的天福年号用至九年,改为开运元年。3年后,后汉刘知远称帝,不自建年号,也不沿用开运年号,而是追承天福十二年。尚有不少年号在不同时期被重复使用。如“建元”就5次被使用。还有因避讳或其他原因,一个年号有几种不同写法,例如唐殇帝所用“唐隆”年号,又写作唐元、唐安、唐兴等。   

   通观历代各朝所定年号,大多以二字命名,如汉初建、晋永和、唐贞观、宋元嘉、明万历等。但亦有用三字、四字乃至六字者。三字年号始于王莽“始建国(公元9年—13年)”。之后又有梁武帝“中大通(529—534年)”、“中大同(546—547年)”等。四字年号较三字为多,始于北魏太武帝“太平真君(440—451年)”,唐武则天称帝后,曾用“天册万岁(695年)”、“万岁登封(696年)”等;宋太宗曾用“太平兴国(976—984年)”宋真宗曾用“大中祥符(1008—1016年)”等。此外,尚有六字年号,如西夏景宗“天授礼法延祚(1038—1048)”、惠宗“天赐礼盛国庆(1070—1074年)”。 

   帝王年号于选词择字十分考究,须经重臣集议、反复筛选,要求字意吉瑞、词意隽永,多用“天、大、太、应、元、中、永”等字开头。尤其是以“天”字开始之年号,达66个之多。其次是“建”字打头者,有30个;以“永”字作首字者有28个。用“隆”字的年号19个;有“龙”字的年号有13个,有“凤”字和“皇”字的年号各有11个。由于择字范围狭窄,历代年号重复使用现屡见不鲜。如用 “建兴”11次,为使用次数之最;“太平”出现9次;“建武”年号曾出现7次;另外“中兴”、“永和”、“永平”、“永兴”、“建和”、“建平”等年号亦分别曾被6位皇帝所用。究其原因,有的是皇帝大臣缺乏历史知识,有的是有意追慕摹仿前朝,因而导致年号重复。 

   就寓意而论,帝王年号一向考究,并冀望在位期间能四海承平,民安国泰。如唐高祖年号武德,表示以武佐德,平定天下;宋太祖年号建隆,希望国运兴隆。在择字方面,尤偏重《易经》。以《易经·乾卦》之《彖辞》为例,其曰:“大哉乾元,万物资始乃统天。云行雨施,品物流形;大明终始,六位时成。时乘六龙以御天。乾道变化,各正性命,保合太和乃利贞。首出庶物,万国咸宁。”仅区区57字,却有大明、乾道、保合、太和、利贞、咸宁等六个词汇曾分别被用作年号。其中大明一次[南朝宋孝武帝(457-464)],乾道两次[南宋孝宗(1165—1173)、和西夏惠宗(1068—1069)];保合一次[南诏国劝丰佑(825-?)]太和五次[三国魏明帝(227-233);十六国后赵石勒(328-330);十六国汉李势(344-346);东晋废帝(366-371)北朝孝文帝(477-499),利贞一次[后理段智兴(1173-?)],咸宁两次[西晋武帝(275-280);十六国后梁吕纂(399-401)]。然亦有年号选择颇为随意甚至荒唐者,如武则天称帝后,梦见一巨人,有巨足一双,她觉得是上天降福,便心血来潮,改元称“大足”;唐代宗即位后不久,夜梦天上有巨大黄金印玺掉落于大唐国土,以为吉兆,翌日便取年号“宝应”等等。 

   年号选择亦曾改变读书人命运。宋太祖赵匡胤称帝,因出身行伍,只粗识文墨,对年号未甚考究,只要求选一古来未曾用过者即可。因众臣大多孤陋寡闻,集议改元“乾德”。而乾德三年,他无意中发现宫人所用铜镜背面刻有“乾德四年铸”字样,大惑不解,于是问询宰相赵普。此公标榜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,被问得张口结舌。后召翰林学士窦仪询问,方知“乾德”原是前蜀王衍用过的年号,而此镜子定是蜀中所出。赵匡胤叹曰: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,自此定下重用儒臣之策。 

据笔者统计,中国历史上使用过的年号共有720个左右。其中,使用年号最多的皇帝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夫妇二人。李治自公元650年庚戌至683年癸未,在位共34年,先后使用了14个年号。其妻武则天则从公元684年甲申到704年甲辰共在位21年,先后使用17个年号,其中使用两个年号的年份就有五个之多(689年乙丑用“永昌”、“载初”,692年壬辰用“如意”、“长寿”,695年乙未用“证圣”、“天策万岁”,696年丙申用“万岁登封”、“万岁通天”,701年辛丑用“大足”、“长安”)。而使用年号最多的年份,是公元684年甲申。这一年,唐高宗李治由“万岁”而“万年”,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中宗,定年号为嗣圣,继而又废中宗而立李旦为睿宗,改年号为“文明”。未几,干脆取而代之,再改为“光宅”。一年之中,三改年号,折射出谋夺皇权的激烈斗争。 

   使用年号最多的一年,是公元373年,共计有10个。即前秦苻登太初元年;后燕慕容垂建兴元年;后秦姚苌建初元年;北魏道武帝拓拔珪登国元年;后凉吕光太安元年;西燕段随昌平元年;西燕慕容顗建明元年;西燕慕容瑶建平元年;西燕慕容忠建武元年;西燕慕容永中兴元年。 

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,是清圣祖玄烨的年号“康熙”,自1662年壬寅到1722年壬寅,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,长达61年;其次,是玄烨的孙子清高宗弘历的年号“乾隆”,从1736年丙寅到1795年乙卯,共60年。一般而言,同一时间段内年号多而短暂,则折射出神州板荡,国运衰微,而年号少而长久,则显示出国力隆盛,天下承平。 

   辛亥鼎革,民国肇基,定以国号即中华民国纪年。后袁世凯自称“中华帝国”皇帝,改元“洪宪”,但未几便被废止。1932年,清废帝溥仪充任伪“满洲国”执政,改元“大同”;二年后又更名“满洲帝国”,改元“康德”。但通常不为中国正统史书所承认,而以清末所用“宣统”为最后年号。新中国成立后,采用公元纪年,年号成为历史。 

   年号发源于中国,后传至邻国,日本、越南、朝鲜皆曾各自使用过自己的年号。由于日本至今仍实行君主制度,故成为世界上唯一使用年号纪年的国家。日本国选择年号极为郑重,多取自《易经》、《尚书》和《史记》等汉文经典。如“明治”(1868—1912年)取自于中国《易经·说卦》中“圣人南面而听天下,向明而治”;“大正”(1912—1926年),取自《易经·无妄·彖辞》中“大亨以正,天之命也”;“昭和”(1926—1989年),取自于中国的《尚书·尧典》:“百姓昭明,协和万邦”;而当今所用“平成”(1989—),则取自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“父义,母慈,兄友,弟恭,子孝,内平外成。” 

   古语云: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。庙号、谥号、尊号及年号,皆中国古代国粹,并已伴随专制时代之结束而寿终正寝,飘然而去。今朝予以审视回味,其感受如何,评价怎样,必定是因人而异,见仁见智矣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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